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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之花和她的爸爸妈妈们

来源:红岩联线 2020-05-22

1948年10月的一天,在渣滓洞看守所女牢房里,一个幼小的生命哇哇哭叫着来到这个充满了苦难和艰辛的世界。孩子的母亲叫左绍英,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烈士的爱人。1948年8月,王璞同志领导了上川东武装起义,虽然失败却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起义失败后,王璞和他的妻子左绍英成为了敌人重点追捕的对象。当时左绍英已身怀六甲,来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不料因其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行踪。

1948年9月,特务逮捕了左绍英,随即被押往重庆行辕二处。在二处,特务对她动用了夹竹筷子的酷刑,要她交出丈夫王璞的下落。左绍英摇着头,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个家庭妇女,男人的事情,我管不着,他也不会告诉我,莫说受重刑,就是把我杀了,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对于其它的问题。她更是装出一问三不知的样子。也许是她那简朴的衣着和憨厚的容貌,敌人误以为他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家庭妇女,将她转移到渣滓洞女牢一室关押。

初到集中营,想到狱外两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想到肚腹中的婴儿,想到生死未卜的丈夫,左绍英这位年轻的妈妈不免心事重重,经常半夜醒来,倚床待天明。在这困难时刻,同志们给了她无私的关爱和帮助,几个年轻的同志,把自己床下的枯草拉出来,给她的床铺垫上厚厚的一层,年长的邓惠中送来了一床旧线毯。江姐每天和她谈心,排遣她心中的郁闷,关心腹中胎儿的情况。同志们的关心,给了她力量,使她感到身后好象升起了一座巨大的靠山,再也不怕任何险恶的风浪。慢慢地,她变得平静起来。

由于经受了刑罚的折磨,十月的一天,左绍英早产了。狱中生孩子,条件是非常艰难的。患难与共的女室全体难友为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生命而忙碌。临产之前,江姐就安排杨汉秀、曾紫霞找所方医生刘石仁找了一些红药、碘酒、蕴药棉、纱布,以备接生时用,邓惠中自告奋勇要给婴儿准备小衣裤和尿布。李玉田同志通过二处任事的哥哥弄了点鸡蛋、白糖送给产妇作调养之用。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孩子顺利降生了,是个女儿,阿姨们给她取了一个十分好的名字——卓娅,这是一位苏联女英雄的名字。卓娅的出生,给沉闷的监狱带来了生机,她也受到了全体难友的悉心爱护。狱方供应的开水,大家舍不得喝,全部节约下来给母女俩。男牢的叔叔们节衣缩食支援母女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他们脱下了带有体温的绒衣,从被窝里抽出了热烘烘的毛毯,有的送来了家人托关系送到狱中的红烧肉罐头,或曾经用过而又因舍不得用保留下来的半筒奶粉,或是一小瓶白糖,几十颗鱼肝油,一盒半盒草纸。女牢室的难友们更是日夜操劳,邓惠中每天换洗婴儿、剪裁衣裤,同志们轮流给小孩洗尿布,曾紫霞、杨汉秀通过自己的关系每天到特工厨房为产妇煮“荷包蛋”。在孩子的身上,寄托着全体难友多少希望呵!共产党人要闯开一条血路,争取让自己和下一代顽强地活下去。在同志们的精心照料下,年轻的母亲渐渐恢复了健康,充满了浓稠的奶汁,小婴儿贪婪地吮吸着,同志们为此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卓娅一天一天长大了。每到放风的时候,同志们都要把襁褓中的婴儿抱到放风坝散步,亲吻她苹果似的小脸蛋。1949年春节联欢会时,卓娅更是成为了明星,难友们争先恐后地抱着她扭起了秧歌,因为是个女孩,谁无意之中叫了她一声“监狱之花”。

“监狱之花”,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象晨风一样清新,象朝霞一样美丽,象银铃一样响亮。这个名字立即得到了全体难友的公认。

然而,“监狱之花”没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在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为了掩护孩子,左绍英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牺牲了。敌人补枪时,未中弹的“监狱之花”和彭灿碧在狱中所生名叫苏菲娅的孩子,从尸堆中爬出,哭喊着寻找母亲,这时,身负重伤的罗娟华听到哭声,忙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凶残的刽子手竟向她们射出了满满一梭子弹,残杀了两个象花朵一般美丽的幼小生命!

(责任编辑:金雅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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