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有一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朋友，他就是被周恩来誉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郭春涛先生。他一生致力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背叛孙中山的蒋介石开展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出生入死，战斗在我党的隐蔽战线上，并以高超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为协助中国共产党获取情报，营救革命同志，策反瓦解敌军谱写了一篇篇惊险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从而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国民党高层

郭春涛，1898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炎陵县(原酃县)水口镇水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他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同学。1919年春，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中，他被捕入狱，出于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郭春涛随后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9月，他与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等远渡西欧，赴法勤工俭学，从此与周恩来成为莫逆之交。

1920年8月，他和蔡和森联名撰写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文，主张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文章在国内新民学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后，在学生中产生强烈反响。10月13日，郭春涛、蔡和森等参加学生运动被法国政府加上“扰乱治安”“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驱逐出境，遣送回国。在广州，郭春涛、蔡和森、李立三等20多名学生受到孙中山接见。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国民党必须改组、欢迎国共合作，吸收更多青年革命者参加的一番讲话，对郭春涛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立志跟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1923年6月，国共实现合作，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郭春涛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郭春涛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后协同李大钊创建了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5年春，郭春涛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进入国民党高级阶层。由于他渊博的学识、非凡的工作能力和对孙中山的忠实信仰，因而随后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第四届中央委员。

1937年冬，日军威逼南京，蒋介石下令放弃南京，将十七军撤至武汉。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和部队撤退时，时任七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的郭春涛来到长江码头视察，只见国民党政府在用大批船舰抢运小轿车，数以万计的难民只能站在岸边翘首观望。郭春涛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停止装运小车，让难民上船。海军舰长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进行要挟，郭春涛嗤之以鼻，将“命令”撕得粉碎，并义正词严地对舰长说：“人命关天的大事，所有船舰必须首先抢运难民!”并下令随自己来的所属部队缴了海军护船队的枪支，把已装上舰上的小车全部推入江中，组织难民上船，从而使两万多群众得以安全转移。海军舰长苦苦哀求：“我们怎样向上司交代!”郭春涛厉声回答：“你回去告诉蒋介石，是我郭春涛的命令!”蒋介石听完海军舰长报告，气得暴跳如雷。

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此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驻重庆代表团团长，郭春涛与周恩来重新取得了联系。从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春涛协助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还都南京，郭春涛经南京到达上海，根据周恩来指示开始了长达3年的隐蔽战线斗争。

架设永不消失的电台

1946年，内战爆发后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惨遭屠杀，中共和“民盟”被迫转入地下，“民联”中央主席指定郭春涛为“民联”中央与中共的联系人，周恩来也指派新华日报总编吴克坚与郭春涛建立固定联系，并指示由郭春涛、吴克坚、徐士可等人组成一个秘密情报系统，通过吴克坚负责的电台，沟通郭春涛与周恩来的秘密联系。但电台设在什么地方最为安全，是一项至关重要、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经过周密考虑，郭春涛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想到了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杨虎。郭春涛为什么会想到杨虎，这里面还有一段微妙的经历。

杨虎，人称“杨家猛虎”，安徽宁国人氏，身材魁梧，腰圆膀粗，又会拳脚功夫，早年就是孙中山的贴身马弁，后被晋升为国民党第一艘军舰“肇和号”舰长。后来在东征陈炯明中立有战功，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事编制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抗日战争开始不久，郭春涛就注意到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

1939年，国民党迁都重庆，为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郭春涛按照周恩来指示，在共产党员王炳南的配合下，组织成立了“东方文化协会”，邀请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和司法院副院长覃振担任正副会长，郭春涛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该协会的宗旨就是把国内外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文化协会一周要开一次例会,为了不引起当局的注意，周恩来指示要经常变换会址。就在变换会址过程中，郭春涛发现住在重庆国府路范庄的杨虎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是一位可以争取的统战对象。经周恩来同意，郭春涛渐渐接近杨虎。杨虎虽然读书不多，但很喜欢郭春涛这位学识渊博、风流倜傥的湖南才子，也很敬佩这位连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三届、四届中央委员的元老。几经交往，俩人便混得很熟。后报经周恩来批准，郭春涛与杨虎换了名帖，结拜为兄弟，杨虎年龄稍长，自然成了郭春涛的大哥。1943年郭春涛与秦德君女士结婚，杨虎亲自出面，在杨府摆设婚宴。

郭春涛把利用杨虎的关系安置电台的决定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同意。事后，郭春涛找到杨虎，要求将其“亲戚”吴克坚安排到他司令部干点杂役，杨虎欣然答应。就这样，吴克坚负责的电台顺利设进了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在当时血雨腥风的上海，很多共产党的情报系统被敌发现，情报人员被杀害，可吴克坚负责的电台却安然无恙，从1946年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通过这条红色电波，一大批国民党的重要情报传给了周恩来。吴克坚曾回忆说：“郭春涛水平高，政治敏锐，工作主动，胆大心细，善做情报工作，起到了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作用。”

收集敌人内部情报，更是一项十分艰险的工作。郭春涛化名胡君健，通过秦德君二哥的好友，认识了《新蜀报》总经理王伯与，通过他又结交了原国民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晏道刚是因反蒋而丢掉官职的。经过郭春涛与他的几次交谈，他表示愿意协助郭春涛工作，并向郭春涛介绍了他的得意门生、侍从室机要处长江浩东。江浩东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因写过一篇影射宋美龄的花边桃色新闻而被监禁8个月，后经审查，此文并无政治目的，才予以释放留用。他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极为不满，郭春涛与他促膝谈心，解除了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之感，使江浩东下定决心与郭春涛共同战斗。此后，江浩东通过秦德君的好友陈贤慧母女两人不断向郭春涛提供重要情报，其中有国民党保密局在全国各地的重要负责人员组织名册和活动情况、蒋介石在长江流域的特务组织分布情况、国民党特务准备搜捕交通大学地下党及爱国师生的黑名单、国民党实施暗杀宋庆龄的命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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